8张触动心灵的照片，8个追讨健康的女人 | 国际工伤日
“工伤”、“职业病”、“苯中毒”……如果没有实际接触过，可能很难体会到这些字眼的沉重。
工伤的定义是由于工作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伤害。4月28日是国际因工伤亡职工纪念日，8位曾遭受工伤的大姐向我们分享了她们的故事：她们之中有的因操作机械受伤，有的因工厂管理不善发生意外，还有的因长期接触含苯的化学物质导致苯中毒，不得不终身接受治疗。她们把美好、健康的年华贡献给这座城市，日以继夜地创造财富，最后却只收获满身伤痛，以及来自工厂的一记耳光。
因为害怕和工厂起冲突，很多大姐无法公开露面。即使如此，她们还是勇敢地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。镜头前的她们，无比坚强而美丽。
摄影：李东东
唐姐个子小小的，说起话来很快，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，出事之前在广州一家五金厂上班，操作冲床。
2010年8月的一个晚上，她加完班准备去小休。手刚碰到冲床开关，就感到一股电流窜到了全身，随之被弹到地上，当场脊椎和头部受伤。事故发生之后，唐姐只拿到了最初的工伤认定书，后来这个伤害又并发出了干眼症、耳聋等，但这些病痛都没有得到新增补工伤证明，伤残等级鉴定也一直未能下来。
现在，唐姐与同样受了工伤的丈夫生活在一起。由于脊柱受伤不能久坐与长时间站立，她一直没有再去工作，两个人每个月的收入来源就是丈夫的2000多元工资。唐姐每天最常做的，就是戴上眼镜，坐在硬板床上，看厚厚几大叠的材料，做上一个个标记，预计下一次的开庭时间；或者骑着一辆粉色小自行车，穿梭在城中村的街道小巷里，当成平时为数不多的运动。
摄影：李东东
彭姐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偶然的一次摔倒，会让自己拄了近三年的拐杖。
2013年11月，彭姐走在去打卡的路上，通道因为沾满了水和废料油而变得非常湿滑。一个踉跄，她就滑倒在了地上，右脚踝立马变得肿大，整个右脚也失去了知觉。
后来在辗转的治疗中，彭姐一共做了三次手术，但骨折的右脚仍未恢复基本功能。不能抬脚，不能弯曲，平时走路时即便是拄着拐杖不需要怎么用力，也会感到隐隐作痛。
由于有部分病症没能得到认定，彭姐一边进行治疗，一边继续维权。现在的她与一个朋友同住，只能靠厂里发的1550元底薪维持着生活。
摄影：李东东
红梅爽朗爱笑，远远看上去脸上还挂着稚气，看不出已经做了母亲。
2003年，红梅离开校园，一路南下来到广东打工，即使平时的加班加点已经很劳累，仍然坚持学习进修。两年后，红梅成了跟单员，工资也翻了一番，辛苦终于没有白费。一切都向着她的目标顺利进行，却被2008年的那场工伤打断了——在处理样品时，红梅的左手被压在了高温的机器下，血肉模糊，最后不得不进行部分截肢。
经历了迷茫、痛苦，在劳工NGO的帮助下，红梅与工厂周旋了两三年终于拿到应有赔偿。后来的红梅选择也成为一名NGO工作人员，并筹建了“向阳花女工中心”，帮助更多的打工姐妹。
摄影：小熊
刘姐2013年体检时查出血常规异常。她所在的电子厂先是拒绝提供工伤认定授权委托书，胁迫刘姐签署“如鉴定结果与厂方无关，一切费用自行承担”的协议，后来又只承认生产过程中使用三氯乙烯，和刘姐的检查结果不符，导致她一度无法认定工伤。刘姐向相关部门求助，当地安监局突击检查，才发现工人在工作中接触到苯。最终她被确诊为职业性肿瘤，伤残等级为3级。
出院后，刘姐依然常感到疲倦，并且要忍受眼睛浮肿、恶心等药物反应。现在她需要接受定期检查和药物治疗，每月花费3万元，家里两个孩子都在上学，全家的生活都由丈夫来承担，工厂支付的赔偿只是杯水车薪。
摄影：小熊
邹姐14岁就来到深圳打拼，因为年龄太小，没有正式工作，只能四处做学徒。她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做正式工，进入一家印刷厂，却要面对恶劣的待遇：工厂不签合同，也没有社保，每天要工作12至15个小时，经常整月无休，却只能拿到最低的基本工资。直到两年前检查发现血常规异常，她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9年。
2015年，她被确诊为苯中毒。厂里只是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给补偿金，而不是法定的平均工资，更不用提加班费。
摄影：小熊
51岁的李姐已是满头白发。在沙发厂做了5年裁皮工后，她被确诊为慢性白血病。工厂一得到李姐生病的消息就在厂里发动捐款，募集到9000多元，要求她写感谢信，拿钱走人，和公司“两清”。李姐拒绝后，工厂又不断要求她辞工，并反复强调她的病是自身原因，和工作无关。
李姐一筹莫展，只能反复去劳动站和街道办求助。2010年，她在别人提醒下去广州做了职业病诊断，结果被主管痛骂：“对你这么好还整我！”
李姐说打官司和申报工伤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，头发一下子就白了：“生病之后没工资，厂里又不肯给钱，老公又要帮着我到处跑，没法工作，家里一个孩子上大学，两个还在读高中，人生好像一下子跌落谷底。”
摄影：小熊
戴姐在深圳工作了20多年。2013年她去体检时，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异常，工厂拒绝为她做复查。于是戴姐自己找卫生监督所，于2014年7月被鉴定为职业苯中毒导致的白细胞减少症。在这期间工厂始终不愿配合，反复拖延，赔偿金也只给底薪，还要扣除社保。“反正就是该扣的扣，该给的不给，就算打官司赢了，他不给钱也没办法。”戴姐无奈地说。
戴姐刚进这家玩具厂时是保洁员，后来转成油漆工，这一点很“幸运”：有毒的气体充斥整个车间，每个岗位的工人都很难幸免。然而公司只为保洁员提供普通的健康检查，只有在拉线上工作的工人才能参加职业体检。如果不是被调岗，戴姐甚至没有机会及时发现异常。
王姐个性爽朗，和所有人都很熟络。病友们说她很爱美，喜欢穿旗袍。拍照时她穿着修身的裙子，有说有笑，看上去很有精神。但王姐说这是因为化了妆，平时她素颜的时候就是浮肿虚弱的样子。
2013年2月，王姐进入深圳一家电器厂做丝网印刷，没过多久就感到头痛、全身无力，脸和手开始浮肿，皮肤瘙痒。她的手上有伤口，接触到化学品，很快就烂出一个坑。领导接到反映后，只是不断把她调去其他岗位，并且一直不让她看职业体检报告。
直到有工友偷偷告诉王姐体检结果有问题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患上了职业病，开始向工厂讨要说法。厂里却传言说她得了传染病、精神病。王姐被同事疏远，工厂又趁机逼她辞工，她感到痛苦万分，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
如今王姐几经周折完成工伤认定，工厂却连每月2000元的赔偿金也无法保证。于是她发起诉讼，目前正在等待一审判决。
我国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近2万人，工伤造成永久性伤残的人数超过10万。由于缺乏劳动保障，工厂又多番推诿、拒绝履行赔偿责任，工伤工友的维权之路异常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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